2018年，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抗战文物展览。令所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，正是这次展览揭开了一件尘封已久的宝物的面纱，同时也暴露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往事。

今天，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烟台不仅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还以其在抗战胜利后最早解放的沿海城市而著名。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抗战文物资源，还有许多对抗战历史相当熟悉的专家。因此，为了举办这次展览，烟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精心筹备，打开了多年来一直封存的库房，准备将那些被遗忘在角落的“宝贝们”一一呈现给公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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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所谓的“宝贝们”，其实是一批由烟台军分区在1964年移交给博物馆的日军缴获武器。由于这批文物性质特殊，展示的机会非常有限，绝大多数时候它们都默默地藏在库房深处。因此，当工作人员们开始对这些珍贵文物进行登记和整理时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敬畏，小心翼翼地处理每一件，生怕在不经意间损坏了这些曾经经历过硝烟的历史遗物。

然而，就在大家忙碌着整理这些文物时，一位工作人员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困惑地端着一支形态奇特的枪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枪？”听到声音，其他人也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活，围了过来。突然，一位工作人员看到了原本挂在武器旁边的标签，便说道：“这不是写着‘缴获日军武器’吗？”话音刚落，另一位工作人员却反驳道：“我看不像，日军的制式武器就那么几种，谁见过这样的枪？”

的确，这把枪显得格外特别——枪管又短又粗，口径达到了35毫米，且下方还伸出两根可折叠的脚架，看起来既不像普通枪械，也不像炮，简直就像一个“怪物”。大家围着这把奇怪的武器围观讨论，直到有一位眼尖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枪身上刻着“昆嵛厂制”几个字，这才引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讨论：“从这几个字来看，它应该是八路军制造的吧？”“不一定，抗战期间，昆嵛山一带也有郑维屏和王豫民组成的国民党保安团，他们也有自己的修械所，可能是他们制造的。” “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抗战时期的伪军也在制作武器，凭这些字迹恐怕不能判断出究竟是八路军还是其他。”

众说纷纭，最后，大家决定暂时按“缴获日军武器”出库准备展览，并向北京的武器专家寻求帮助，希望能得到准确的答案。

专家很快赶到烟台，当他们看到这把怪异的武器时，甚至也为之惊讶——这种武器，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都没有！经过一番研究，专家们排除了这把武器来自日军、伪军或国军的可能性，因为抗日战争时期，无论是日军、伪军还是国军，所使用的武器都有严格的制式，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与众不同的“奇门兵器”。专家推测，这种武器的设计极有可能来自于八路军，由于八路军缺乏物资和设备，只能因地制宜，随时进行改进，因此他们的武器样式各不相同，设计风格千奇百怪。

在专家的推测下，博物馆工作人员陷入了困惑：当时八路军的兵工厂经常遭遇搬迁，许多档案资料已不复存在，而亲历者多已离世，如何追溯这支武器的真正来源，成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。

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年逾八旬的周培德老人，而她的父亲正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军工厂的创始人——周吉隆。通过周老人的回忆录，大家得知了这支武器的真正来源和背后的一段动人历史。

1914年，周吉隆出生于烟台黄县大田周村（现为龙口市）。出身书香门第，少年时代的周吉隆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，成绩优异，并且迅速在青岛的农林事务所找到了工作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然而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个外表温文尔雅的青年，内心却藏有一腔热血。

在青岛，周吉隆认识了家乡的同乡，黄县的第一位共产党员陈文其。在陈文其的影响下，周吉隆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，逐渐成为一名革命青年。若时局未发生剧变，周吉隆或许会像陈文其一样，成为隐蔽战线的一员，无名英雄，默默为国家贡献。

然而，随着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周吉隆的命运迎来了转折。抗战爆发后，陈文其找到了周吉隆：“全面抗战即将展开，我要回黄县，开展革命工作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”周吉隆毫不犹豫地答应：“当然，算我一个！”

回到黄县后，周吉隆在陈文其的安排下开始从事革命工作。然而，随着日军不断进逼，周吉隆决定，必须要尽早奔赴战场，为抗日事业出一份力。

1938年春节，周吉隆趁着拜年之机，找到了同乡、黄县抗日游击队军政委员会主席仲曦东。经过核实，仲曦东同意接纳他进入游击队，任命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的成员。由于周吉隆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很快就被安排在大队部担任职务。

尽管周吉隆满怀壮志，准备为抗日事业抛头颅洒热血，但很快他就发现，现实远比他想象的要残酷。大队的装备非常简陋，战士们多数只有梭镖和大刀，根本没有足够的武器去应对日军的进攻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